现代乡村治理要完善治理体系，以“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治理有效为总要求，走善治乡村之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善治新画卷。贵州“村T”的成功，便是“村级乡贤组织+政府推动+村民”这一现代乡村治理范式发挥强大效应，实现乡贤带动周边200个村寨在两年时间获得旅游综合收入近6亿元，展现当地产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善治图景，也展现出自治为法治孕育良好的社会基础，德治为法治做好价值引领，而法治为自治和德治做好兜底保障的法治化乡村治理效能，由此可以从贵州“村T”的成功实践中来探寻现代乡村治理的法治化启示。

  一、贵州“村T”中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做法

  贵州“村T”发源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由苗族设计师古阿新（杨春林）在其家乡湾水镇双元寨江口村发起，后移至凯里苗侗风情园常态化举办。截至2025年11月，“村T”吸引游客28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6亿元，覆盖200个村寨，直接提供就业岗位超3000个，村民人均年增收超1.2万元。全网话题流量突破160亿次，已成为面向世界展示非遗服饰的公益T台和文旅新地标。

  （一）基本做法。“村T”以展示苗侗非遗服饰文化为主导，兼具乡村生活全方位展示。

  1.党政保障贯穿活动始末。以党的方针政策做好政治导向，引导“村T”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平台；制定详细服务保障清单，责任到人，做到不缺位不越位，无为与有为相得益彰。

  2.文明实践浸润乡土盛典。志愿者用苗语、侗语等“双语”宣讲惠民政策；场地周边公益广告巧妙融合民族图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文明新风潜移默化深入人心。

  3.志愿服务嵌入大型活动。“志愿红”成为最温暖底色。志愿者不仅提供秩序维护、交通疏导等保障，还嵌入农技专家、法律顾问等专业力量，现场解答村民难题，将专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4.移风易俗融入群众生活。通过编排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暖场环节宣传抵制天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等理念，让移风易俗观念在轻松氛围中被接受。

  （二）成功经验。贵州“村T”的成功，是企业家杨春林坚持文化自信、本着公益利他之心，以个人企业带动民族文化弘扬传播并产生强大经济社会效应的新路径，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有效治理提供了深刻启示。

  1.“村T”的根本主体以本地群众为主导。它打破精英文化垄断，让农妇、老人及孩童走上T台成为主角。这种“群众主创，政府搭台”模式，将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主创者”，激发文化认同感和参与治理的内在热情。乡村治理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激活村民这一“内生动力”，让他们从“台下看客”变为“台上主角”。

  2.“村T”的运营发展以政府协作为统领。政府不是大包大揽的“主办方”而是“引导者”和“服务者”：一是提供基础支持，解决场地、资金、网络等基础问题；二是给予深层引领，将“村T”打造成融合文化展示、理论宣讲、企业展示的综合性平台；三是激发社会活力，通过完善志愿服务注册、激励等机制，将积极分子转化为常态化治理力量。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感，既保护民间创造力，又提供制度支撑。

  3.“村T”的目标导向是让世界看见并参与。2025年10月30日“村T”被联合国发布为“世界村T”。一是本着本土文化自信，面向世界展示苗绣等非遗文化；二是以本土村民为主导者，向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零门槛发出邀约，用科技手段推广本土文化，推动经济发展。

  4.“村T”的成功为乡村治理提供载体。它让治理不再是生硬说教，而是暖心服务与有趣互动的结合，探索出一套闭环机制：一是文明积分制度，将参与志愿服务、践行村规民约等行为量化为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激发自治主动性；二是榜样选树机制，利用活动契机表彰“文明家庭”等身边榜样，彰显德治魅力；三是骨干转化机制，将志愿者骨干吸纳进常态化队伍，形成治理“涟漪效应”。

  综上所述，贵州“村T”探索出“文体搭台、文明唱戏、群众受益”的乡村治理新路径，证明有效的乡村治理需要找到能凝聚人心的文化载体，通过巧妙机制设计实现从“活动火爆”到“治理有效”的跃升。

  二、贵州“村T”引发乡村治理的法哲学思考

  以法哲学角度探讨“村T”的成功，本质是自治秩序的内生性构建、代理政府的功能归位、权利本位的实践落地与乡土正义的价值释放四者的深层耦合。

  （一）自治秩序：突破单一行政化治理的路径。“村T”赛事规则由创始人和村民共同制定，赛事组织、裁判选拔、奖金筹集均由村民自发参与，体现“自生自发秩序”的核心逻辑——规则基于共同体内部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演化而来，而非简单移植标准化规则。这种自治模式跳出“政府包办”惯性思维，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印证“真正有效的秩序源于主体的自我约束与共识”。

  （二）代理政府：从“管理者”到“服务代理人”的角色转变。一是服务的代理，政府利用行政资源代理人民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二是发展的代理，代理人民对接更广阔市场资源，将“村T”推上中国国际时装周等更大舞台，同时培训新媒体人才提升村民“造血”能力。这深层体现“政府权力是代为人民行使”的法哲学原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智慧，是受人民之托的“超级服务员”和“战略合伙人”。

  （三）权利本位：从“服务对象”到“治理主体”的身份觉醒。“村T”将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交还村民，村民自主报名参赛、自发维护秩序、公开监督奖金使用，呼应“权利是权力的边界”原则，实现“权利本位”而非“权力本位”的治理转向。

  （四）乡土正义：超越功利主义的价值重塑。“村T”融合苗绣、银饰等非遗元素，奖金设置偏向乡土特色香猪、腌鱼等而非高额现金，鼓励公平竞技而非专业成绩，体现“实质正义”追求——正义不仅要形式平等，更要贴合共同体文化情感与生活需求，印证“正义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

  这些的关键是以“村T”乡贤组织为载体，立足本土文化魂脉，采取最贴近群众的展示方法，以公益性零门槛构建乡贤带领、村民主导、政府协助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范式，彰显良法善治的法治智慧，为进一步探寻法治化路径奠定基础。

  三、由贵州“村T”探析现代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一）以“乡贤+”激发法治主体的治理动力。“乡贤组织引领+政府组织保障+村民”模式中，乡贤作为连接国家法律与乡土社会的桥梁，扮演“转化器”和“催化剂”角色。

  1.由“法言法语”变“乡音土语”，“村T”以T台为载体用文艺乡音普法，乡贤普法时不仅讲法理更讲情理，让法律成为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情感纽带。

  2.由“被动学法”变为“主动用法”。推行“积分超市”，将参与普法、化解纠纷量化为积分兑换物品；建立精准服务对接机制，收集村民法律需求，对接律师提供“菜单式”服务。

  3.由“外在约束”变“内在自觉”。“村T”创始人面对“56个民族新娘侵权案”始终守法维权，最终在中国国际时装周成功展演，为村民树立“守法光荣”标杆。

  （二）以“乡贤+”带动乡村经济的治理活力。乡贤返乡创业，杨春林创办古阿新品牌发起“村T”，带动“绣里淘”非遗集市900余家商户发展；通过“公司+集体+农户”模式统筹营销，让土特产成网络爆款；催生非遗工坊覆盖50多个村寨，提供超4000个就业岗位，农户人均年收入增长超40%；运用大数据强化数治，破解“治理悬浮于发展”困境。

  （三）以“乡贤+”引领乡村文明的德治风尚。乡贤挖掘传承苗侗非遗服饰文化，彰显文化自信；以身作则倡导移风易俗，宣传抵制天价彩礼等理念；投身公益事业，设立公益岗位免费宣传特产，形成崇善为他氛围，德治为法治孕育社会底蕴。

  （四）以“乡贤+”保障乡村社会的秩序稳定。乡贤利用亲情乡情威望，以“乡音说乡理”柔性化解纠纷，实现“小事不出村”；创新调解平台，“村T”群众演出成为感情交流和摆龙门阵化解矛盾的平台；基于信任情感的调解方式比单纯行政或法律手段更具亲和力，有效维护乡村长期稳定。（张晓云 陕西省商洛市委党校）